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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杜月笙纵横上海滩几十年不倒内幕

 2016-11-27 09:55 责任编辑:佚名 来源:互联网 作者:不详

  杜月笙(1888~1951)是近代上海青帮中最着名的人物之一,他有句人生格言:人生要吃好“三碗面”——体面、场面、情面。

  体面,就是做事恰如其分,不可失了身份。据说杜月笙讲过:头等人,有本事,没脾气;二等人,有本事,有脾气;末等人,没本事,大脾气。

  杜月笙自幼失学,胸无点墨,前半生的黑道生活,又使他染上了一身流t民习气,也就是站无站相,坐无坐相。但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成名以后,他逐渐懂得,在这花花世界的上海滩,光靠拳头是不行的。因此,他每日请先生读报,一度还时常练字,虽然终未练出像样的书法,但自己的名字“杜镛”两字,终于可以到处漫签了。

  他还用重金聘请说书先生,长期聆听《三国》、《水浒》、《岳传》、《七侠五义》等大书,从中得到历史知识和社会经验,学习古人的气度与权术。

  杜月笙常说:“衣食足,应当礼义兴了,不能再让人家一看到就讨厌害怕。”从著名记者徐铸成到法租界巡捕房督察长薛畊莘,从与杜氏儿子同学的著名电影人沈寂到杜的好友杨管北的公子杨霖,他们眼中的杜月笙,从来都不是飞扬跋扈的样子。

  在日本企图灭亡中国的时刻,经过多年历练的杜月笙,已胸怀家国意识,为民族抗战尽了不力。

  在抗日救亡高潮中,杜月笙响应蒋介石“航空救国”的号召,以一己之力奉献两架飞机,“月华号”给了上海飞行社,“月辉号”给了从法国学航空归来的孙桐岗,开国民献机的先河

  1937年8月12日,八一三事变将要爆发,国民政府决定在黄浦江董家渡(即现在南浦大桥附近江面)沉船设立阻塞线,以阻止日军兵舰偷袭我军后方,但政府手中没有船只,杜月笙知晓后,不问价钱,立即与虞洽卿等连夜调集轮船自沉,终于在开战时形成阻塞线。实际在此之前,他已根据政府的布置,悄悄将大达轮船公司的数艘轮船开到长江江阴段自沉,阻塞航道,迟滞日军的进攻。

  上海人民投入英勇悲壮的八一三淞沪抗战时,杜月笙参与发起了上海各界抗敌后援会,任主席团成员,并兼任筹募委员会主任。他参与劳军活动,筹集大量毛巾、香烟、罐头食品,送到抗敌后援会。他出资1万大洋购买了进口的装甲保险车送给国军将领、镇守浦东的张发奎将军。

  杜月笙与戴笠合作,建立苏浙别动队,担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苏浙行动委员会常务委员,出钱、出入、出力。应八路军驻沪代表潘汉年的要求,杜月笙将从荷兰进口的1000副防毒面具,赠送给八路军使用。当年10月底,谢晋元率孤军在四行仓库血战缺少食物时,他要手下人将上海各角落搜集的2万张大饼,连夜送入仓库。

  场面

  场面,就是排场,成名后的杜月笙,非常讲究人生的场面。

  平日里,华格臬路(今宁海西路)杜公馆里,总是高朋满座,大家像众星捧月般围绕着杜月笙。连他建立的队伍一一恒社的社徽也是19颗星围绕着一弯斜月,这19颗星代表着陆京士等19名理事,而斜月自然就是杜月笙了。

  中国有俗语,富贵不还乡,如锦衣夜行。1931年举行的杜家祠堂落成典礼,是杜月笙一生摆的最大的场面。

  杜月笙特别在乎租界出面,租界当局特地为了这个盛典停驶电车两个小时。由法租界和公共租界巡捕房派来的英、法、印、越巡捕组成骑警队。参加道贺的来宾有法国总领事甘格霖、公共租界警务部长毛鼎,还有日本总领事和日本驻军司令坂西将军及许多外国客人。杜月笙因杜祠落成向多家公益慈善机构的捐款,据《申报》的不完全统计,有20次共28800元。

  盛大的祠堂落成典礼,在杜月笙的潜意识中,一是要光宗耀祖,为自己、为杜家张一口气,另外,也多少带有点民族主义的色彩。直到多少年后,浦东的老人们还在津津有味地谈论着典礼的场面、气派与细节。

  除了杜祠落成典礼外,最能体现杜氏之场面的,是他的兼职。鼎盛时期的杜月笙身兼70多个银行、企业、公司的董事长、理事长,可谓风光无限。

  情面

  情面,就是私人之间的情分和面子。

  中国是礼仪之邦,中国人好面子,“不给面子”这句话,有时要压死人。所以杜月笙讲:“钱财用得完,交情吃不光,所以别人存钱,我存交情。”

  杜月笙会做人,与他从小成为孤儿的身世有关,底层出生使他在竞争激烈的社会中使尽浑身解数,看尽世态炎凉,因此懂得处理好人际关系的重要性。

  他常说“前半夜想想自己,后半夜想想别人”。

  曾经担任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大员的姜豪,95岁那年接受《海上沉浮》摄制组采访时,比较上海滩三大亨的为人处世后讲:做人最漂亮的还是杜月笙,你去找他,先叫一声,月笙哥,你说上句,不要说了,他知道下半句了。他杜月笙像孟尝君一样,孟尝君食客三千,大大小小的来投杜月笙一生颇仗义疏财,他的钱财观,就是散财建立自己的声誉和网络,而不是做个守财奴。

  全盛时代的杜月笙,至少有70多个董事长和理事长,也就是70多个企业,有他的干股,要给他开工资的。一年下来,他至少可以赚到几百万银元。但一年过后,几百万银元用得精打光。

  杜月笙在争夺利益时,可以不把青帮祖师爷张锦湖放在眼里,但同时又在过年时孝敬每一位青帮老大,三鑫公司每月都给青帮大字辈头领各300大洋,达10年之久。

  对于自己的青帮师父陈世昌,杜月笙颇为关心,不仅常嘘寒问暖,还定期给钱。春节拜年,杜月笙再忙,陈世昌和黄金荣家,他是一定要去的。直到陈世昌去世,杜一直执弟子之礼。

  上海滩大佬杜月笙白手起家:就靠这3条规矩

  大家知道,在民国时的上海滩,杜月笙是个举足轻重的人物。他不但是黑帮大佬,同时贯通政、商各界,名头多得一张名片根本印不下。时人称他为上海滩的“地下皇帝”。

  这一切,全是靠他一双手打拼下来的。初入上海滩时,他只是个父母双亡的孤儿,可怜兮兮,连吃饭都成问题。但他凭借一身胆识,硬是白手起家,平地起高楼,混成了一代上海滩大亨,着实令人佩服。

  大凡这种人物,必有一套自己的人生哲学,不然也不会混得这么大。去年,我为了写《民国枭雄:杜月笙》这本书,遍览了几乎所有关于老杜的在世资料,自认为看出了一点心得。下面,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觉得,杜月笙之所以能够越做越大,主要在于他能够“聚人”。俗话说,滴水不成海,独木难成林,浑身是铁能打几根钉子?要想成点大事,单打独斗是不行的,肯定要借助别人的力量。而要想借助别人的力量,就得有能够“聚人”的本事。

  “聚人”这件事,是世间最难的事。你可以根据自己的经历回想一下,是不是有的老板从来留不住人,公司里永远是新面孔?

  那么,杜月笙是靠什么“聚人”的呢?我以为,主要靠以下3条。

    第一条,有恩必报。

  杜月笙能够发达,黄金荣及其夫人林桂生的提携功不可没。所以,哪怕最后杜月笙的势力远远超过了黄金荣,他依然对黄金荣执弟子礼,一生都对黄金荣毕恭毕敬,从来不敢违逆。

  而对于林桂生,在黄金荣为了戏子露兰春而与她离婚时,杜月笙全力劝说黄金荣,在实在劝说无效后,他为林桂生置办了宅院,当成自己的长辈供养了起来,可谓有情有义。

  一个人,在事业的起步期,少不了前辈高人的提携,说到“聚人”,能够“聚到”前辈高人,是极其重要的一环。但是前辈们凭什么帮你?即便不是为了获得你的回报,可也没人愿意帮助白眼狼吧?

    第二条,财散,人聚。

  除了前辈的提携,杜月笙能够上位,主要依靠的还是一帮替他打江山的生死兄弟。这群人的核心人物,一共有八个,人称“小八股党”。“小八股党”里最有名的一个,是杜月笙在穷困时结交的好兄弟顾嘉棠,人称“花园阿根”。另外七人分别是高鑫宝、芮庆荣、叶焯山、杨启棠、黄家丰、侯泉根、姚志生。

  这八个人,都是身怀绝技、胆色超人的干将,其中芮庆荣膀大腰圆、臂力过人,叶焯山弹无虚发,是上海滩出名的神枪手,而高鑫宝眼疾手快、反应敏捷,是这八人中头脑最灵活的。这三人,再加上上面提到的顾嘉棠,被单独称为杜月笙的“四大金刚”,是杜月笙最铁杆的兄弟。这些人一心跟定杜月笙,可以为他上刀山下油锅,万死不辞。

  杜月笙凭什么“聚到”了这些兄弟?有一个事例也许可以揭开谜底:在杜月笙还是个底层小兄弟时,曾经从林桂生那里获得了2000块钱的奖赏。这不是个小数目。可是拿到这笔钱后,杜月笙一天就花光了。怎么花的?他找到以前的那些穷苦朋友,这个送100,那个送200,很快就把2000块钱送完了。

  俗话说,财聚,人散;财散,人聚。这件事说来容易,不就是给人发钱吗?但能够发自内心地去做,就很难了。

    第三条,“闲话一句”。

  杜月笙从来不是个傲慢的人。有很多见过杜月笙的人都会说,杜先生很谦虚,看起来完全不像个黑帮大佬。这让很多人愿意跟杜月笙打交道。杜月笙也因此结交了三教九流的很多朋友。

  特务头子戴笠,是他的结拜兄弟;国学大师章太炎,是他的忘年之交……1931年夏天,杜氏家祠举行开祠盛典时,上到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军政部长何应钦、外交部长王正廷、实业部长孔祥熙,各省主席,以及曾经的北洋军阀徐世昌、曹锟、段祺瑞、吴佩孚、张宗昌、张学良等,下到淞沪警备司令、警察总监,都送来了牌匾。由此可见杜月笙的朋友圈之广。

  杜月笙凭什么“聚到”如此多的朋友呢?他常说一句话,别人存钱,我存交情。有人找他帮忙时,只要他能办到,几乎从不拒绝,也不会因此倨傲,而是轻描淡写地说:闲话一句。正是这“闲话一句”,让杜月笙的朋友遍布天下。

  揭秘上海青帮的覆亡和三大亨最后不同的结局

  帮会和黑社会的存在和发展,是历代当权者所面对的一个难以解决的社会问题。清王朝无法解决帮会问题,民国政府也解决不了黑社会问题。新中国成立后,同样也面临着如何解决帮会和黑社会这个社会性难题。

  中国共产党人和人民政府是代表劳动人民利益的,认为帮会和黑社会的一般成员,原本也是下层社会的穷苦人民,由于他们的基本利益和生存权利的不得保障,才被迫铤而走险,走上和主流社会相悖离或对立的道路;即使是上海黑社会的青帮三大亨,也都是穷苦出身。

  因此,要解决帮会和黑社会问题,必须从解决底层社会劳动人民的生存问题入手。新中国成立初期,建立了工会、农会等劳动者的组织,帮助广大穷苦百姓解决就业和生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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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帮会以往那种互助和抗暴的功能已经失去了作用,帮会的组织也就不再有存在的理由,因此人民政府便命令帮会和黑社会自行解散,对于有罪恶的帮会头子则予以惩处;对于一般帮会成员,则帮助他们解决生计问题,使之重新回到劳动人民当中。

  一般的帮会和黑社会的头子失去了群众基础,成了光杆司令,也就无法同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相抗衡,只好接受改造,重新做人,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至于上海青帮三大亨,由于各自的原因,走上了不同的道路,得到了不同的结局。

    一 黄金荣:悔过却难自新

  1949年4月2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占领南京,结束了国民党政权,陈毅率领的第三野战军准备进驻上海。4月27日,杜月笙、王晓籁、金廷荪等人已经前往香港,黄金荣究竟何去何从?

  他面临着十分矛盾的心情。他明白他对于共产党人来说,无疑是个有罪的人:他在四一二事变当中,曾积极参加反革命活动,屠杀了不少共产党人;后来自己又为法国租界当局服务了多年,是外国帝国主义的走狗;在充当青帮头子的几十年当中,干了大量欺压百姓和危害社会的事,成为上海黑社会的龙头老大。因此担心如果留在上海,共产党肯定饶不了自己。

  当时很多人劝他前往香港,但他担心身体吃不消,他说:“我的年纪已经80多岁了,死在香港倒不要紧,只怕路上生了急病,岂不要死在半途!”又对心腹说:“杨虎讲,共产党的领袖知道我,可以既往不咎,并且写了条子,由杨虎转交给我,我可以在解放后交给上海的负责人,不会捉我。”这样,黄金荣最后还是下决心留在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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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他还是做了两手准备:一方面决定不参加国民党撤离前的大搜捕、大屠杀,掩护一些地下党员,支持他们接管上海,并且让门生搜集帮会头目的情报,将一份400名帮会头目的名单交给共产党的地下组织,以便对其进行控制,防止他们进行捣乱;又让管家黄振世将他知道的国民党财产加以登记,请杨虎转交给地下党;他还告诫弟子不要参与国民党逃离前的破坏活动。

  另一方面他则让儿媳李志清把他所有的金银、外汇等财宝带往香港。尽管黄金荣自称他对李志清携带钱财前往香港一事并不知情,但从后来的许多事表明,这乃是黄金荣的另外一手准备。李志清在香港不仅汇钱给他,而且还按照他的指示,在香港、澳门购买了房产,甚至还拍了照片,在照片后面写好姓名、年龄、籍贯和住址,并让李志清在香港为他申请了去台湾的入境证。

  上海解放初期,黄金荣照常经营他的产业,如大世界、黄金大戏院、荣金大戏院等,每月都有一笔不菲的收入。黄金大戏院出租给华东文化部下属的大众剧团,每月收入约数百万元(旧币)。

  黄金荣还有几处房产,也都由门徒承包,对外出租,租金数目可观。黄金荣在生活上也没有太大的变化,鸦片照抽,澡堂照泡。解放初期人民政府之所以没有对他加以惩处,是因为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共中央领导人就已经对帮会组织有过明确方针,即只要他们不出来捣乱,不干扰上海解放后的社会治安,老实接受改造,就不动他们。

  特别是对于黄金荣、杜月笙这样的帮会头面人物,采取“观察一个时期再说”的方针,目的是“努力使上海不乱”。上海市长陈毅和分管政法工作的副市长潘汉年,认为黄没有逃走,没有破坏,说明他至少对中共不抱敌意。他现在不问外事,就不必把他当做专政对象,只要他表示态度就行。

  所以,解放初期一直没有动黄金荣。1951年年初,镇压反革命运动开始后,黄金荣的日子开始难过起来。一封封控诉信、检举信,递向上海市政府和公安机关,恳请政府对黄金荣加以处理。在人民群众的强烈要求下,人民政府开始着手处理黄金荣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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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市人民政府委派盛丕华、梅达君、方行三为代表,出面召见黄金荣,向他说明既往政策不变,但希望他能写“悔过书”公开登报,老实认罪。黄金荣让龚天健执笔,写了一份自白书,1951年5月20日发表在上海《文汇报》上,全文如下:

  我小时候,在私塾读书,十七岁到城隍庙姊夫开的裱画店里学生意,二十岁满师,在南门城内一家裱画店做生意,五年后考进前法租界巡捕房做包打听。那时候,觉得做裱画司务没出息,做包打听有出息。现在想来,做包打听,成为我罪恶生活的开始。

  我被派到大自鸣钟巡捕房做事,那年我二十六岁,后升探长,到五十岁时升督察长,六十岁退休,这长长的三十四年,我是一直在执行法帝国主义的命令,成为法帝国主义的工具,来统治压迫人民。譬如说卖烟土,开设赌台,危害了多少人民,而我不去设法阻止,反而从中取利,实在真不应该。

  蒋介石是虞洽卿介绍给我认识的。国民党北伐军到了上海。有一天,张啸林来看我,他们发起组织共进会,因为我是法租界捕房的督察长,叫我参加,我也就参加了。

  就此犯了一桩历史上的大罪恶,说起来,真有无限的悔恨!后来法租界巡捕房的头脑费沃利,命令禁止共进会在法租界活动,一方面张啸林要借共进会名义,发展他们的帮会势力,所以对我不满意,我因为职务上的关系,就和他们闹意见,从此与张啸林避不见面,不久,我就辞去法巡捕房职务,退休在漕河泾了。

  我在法巡捕房许多年,当然有些势力,有许多人拜我做先生,我也收了很多门徒,门徒又收门徒,人多品杂,就发生了在社会上横行霸道,欺压善良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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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年纪大了,照顾不到,但无论如何,我是应该负放纵之责的,因而对于人民我是有罪的。

  解放以后,我看到共产党样样都好,人民政府是真正为人民的政府。几十年来,帝国主义军阀官僚国民党反动派盘踞下的上海,整个变了样子。政府里根绝了贪污,社会上也没有敲竹杠仗势欺人的事情。

  我今年八十四岁,已经二十多年不问世事了。但经过了这个翻天覆地的变化,看了伟大的人民力量,再检讨自己六十岁以前的一切行为,感到非常痛苦。一方面我对于人民政府对我的宽大,表示深切的惭愧和感谢,一方面我愿向人民坦白悔过,恳切检讨我的历史错误,请求允许我立功赎罪。

  我坚决拥护人民政府和共产党,对于政府的一切政策法令,我一定切实遵行。现在,正是严厉镇压反革命的时候,凡是我所能知道的门徒,或和我有关系的人,过去曾经参加反革命活动或做过坏事的,都应当立即向政府自首坦白,痛切承认自己的错误,请求政府和人民饶恕;凡是我的门徒或和我有关系的人,发现你们亲友中有反革命分子要立即向政府检举,切勿徇情。

  从今以后,我们应当站在人民政府一边,也就是站在人民一边,洗清各人自己历史上的污点,重新做人,各务正业,从事生产,不要再过以前游手好闲,拉台子,吃讲茶乃至鱼肉人民的罪恶生活,这样,政府可能不咎既往,给我们宽大,否则我们自绝于人民,与人民为敌,那受到最严厉的惩罚,是应该的了。

  现在,幸蒙共产党的宽大为怀,使我有重新做人的机会,在毛主席旗帜下,学习革命思想,彻底铲除帝国主义的封建思想意识,誓再不被反动派利用,决心学习自我批评及自我检讨,从今以后,愿为人民服务的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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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我敢向上海市人民政府和上海人民立誓,我因为年纪大了(今年八十四岁),有许多事,已经记忆不清,话也许说得不适当,但是我的懊悔惭愧与感激的心,是真诚的!是绝不虚伪的。

  黄金荣 公元一九五一年五月

  黄金荣在生活上也必须有所改变,不能再继续抽鸦片,而且政府派人告诉他,应该参加劳动。考虑到他已经80多岁,在身体条件允许的条件下,早晨可以到“大世界”门口去扫马路。

  黄金荣对于在自己昔日独霸的“大世界”门前扫马路,自然极其不满,但也无可奈何。当他拿着扫帚出现在大世界门口时,众多记者为他拍了照片,这张照片刊登在上海主要报纸上后,很快传遍了全国乃至全世界!

  黄金荣由于心情恐慌,不久即病倒了,最初整天坐在太师椅上,后来只能躺在床上。1953年6月9日下午,黄金荣走完了人生的最后一步,终年86岁。

    二 杜月笙:凄凉客死香港

  1945年8月15日,日寇无条件投降,9月3日,57岁的杜月笙返回阔别八年之久的上海。事先,他得知上海方面已经为他准备了盛大的欢迎会,不少人准备到车站迎接他,使他颇感踌躇满志。他觉得自己在抗战中不但没有像上海另一大亨张啸林那样落水当汉奸,还积极参加了各种抗日救国运动。

  他和黄炎培等筹组上海市各界抗敌后援会,为抗日活动募捐了不少钱款;组织了抗日民间武装“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队”,多次配合正规军作战;他还部署门徒协助军统刺杀了上海市伪市长、大汉奸傅筱庵以及自己几十年的把兄弟、投敌的张啸林。

  又有昔日长期反共拥蒋的累累功劳,如今抗战胜利,加上孔祥熙对他的积极支持,杜月笙设想蒋介石理应把上海市长给他,他留在上海的门徒也大肆宣传他即将被任命为抗战胜利后的第一任上海市市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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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蒋介石这时已经不愿让杜月笙这个黑社会老大继续插手上海的事情,因此在杜月笙到达上海之前就宣布钱大钧为上海市市长,此举令他倍感失望!更令他难堪的是,杜月笙到达上海时,不仅没有热烈的欢迎场面,而且没有一名政要前来迎接。在上海北站还上出现了大字标语:“打倒社会恶势力!”“杜月笙是恶势力的代表!”“打倒杜月笙!”惊惶之下,杜月笙临时决定改在上海南站下车。

  下车时杜月笙得知,这一切竟是他的门生吴绍澍所主使。吴绍澍如今已是身兼上海市政治军事特派员、上海市副市长兼社会局局长、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主任委员等六职的接收大员。吴绍澍因为得知蒋介石“对帮会的长远政策是消灭”的内部精神,便急于摆脱同杜月笙的瓜葛。而杜月笙却仍然期待着吴绍澍能够前来拜见他这位昔日的恩师,但始终不见人影。

  后来吴绍澍终于上门,杜月笙大喜,抱病热情接待,不料吴绍澍却态度倨傲,丢下几句官话即扬长而去。杜月笙只好强压怒气,他很清楚,如今已经是“虎落平阳”。接下来的打击是他的门徒谢葆生因汉奸罪被枪毙;杜月笙本人也被宣铁吾变相扣押了8小时,被迫出钱才获释。他悲哀地发现,他如今已经辉煌不再!他知道抗战胜利后,外国租界已经消失,昔日他在租界的特殊地位已经不复存在。而国民党当局如今可以直接利用军、警、特务来控制上海,无须黑社会的帮助,他已经失去了利用价值。

  然而,毕竟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杜月笙在不断的被动挨打之后,逐渐缓过劲来。他一面韬光养晦以适应新局面,一面努力重建昔日的辉煌。

  首先,他通过在国民党上层的密友戴笠收拾了吴绍澍。戴笠抓住吴绍澍私放汪伪上海税统局局长邵式军而谋取钱财的铁证,以“纵放巨奸、吞没逆产”的罪名呈报蒋介石。

  吴绍澍闻讯后多次求见戴笠,戴笠则对他置之不理,经过多次哀求,戴笠才接见他,当他请求戴笠免予追究时,戴笠怒斥说:“像你这种人,我为什么不办?”最后他请求戴笠对他法外施仁,准许他到重庆亲自打点,也被戴笠严词拒绝,并吩咐手下人:“通知各航空公司,不许卖票子给吴绍澍!”不久严办的电令下达,先是免去吴绍澍的上海市副市长职务,接着又罢黜了他兼任的上海市社会局局长一职,改由接近杜月笙的吴开先继任。

  这使杜月笙失去的颜面得以挽回,并出了一口恶气。所以,1946年当他得知戴笠的死讯时,他如丧考妣,一时呆若木鸡,定定地坐着不动,不哭、不说话。家人大声喊他,他才如梦方醒,放声大哭,热泪滂沱,这是他平生最伤心悲痛的一次号啕!哭过之后便继之急喘和剧烈的咳嗽,但见他青筋直暴,泪与汗俱,脸孔涨得绛紫,不停地急喘与剧咳折磨得他死去活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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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次,借60岁生日大搞“花甲之庆”来炫耀他在上海的权势,其门徒特意组织了“庆祝杜公寿诞筹备委员会”,延请上海一些有权势者担任筹备委员。在泰兴路的丽都花园舞厅举行隆重的祝寿仪式,大厅正中悬挂着蒋介石送的寿匾“嘉乐延年”,两边是国民政府中央各部院首要人物及各界名流送的寿联、寿幛。第一个前来祝寿的便是蒋介石的代表、国民政府文官长吴鼎昌,随之而来的有上海警备司令宣铁吾夫妇、上海市市长吴国桢以及专程从南京赶来的国民政府要员吴铁城、王宠惠、宋子文、莫德惠、孙科、白崇禧的代表,共有达官显贵5600多人。除了宴会之外,还连唱了十天堂会,从而显示了落日的余晖。

  然而好景不长,倒霉的事情接踵而至。先是跟随他多年的管家万墨林被捕。1947年法币贬值,物价飞涨,万墨林利用经营的米店,囤积居奇,大发横财,被称为“米蛀虫”,国民党当局下令将他逮捕。1948年蒋经国在上海“打老虎”,又以“连续在其非法交易所买进卖出,进行投机倒把”罪,把杜月笙的儿子杜维屏抓了起来。虽然杜维屏不久就被释放了,但这件事仍然对杜月笙是一次沉重打击,感到他捧了蒋介石多年,最后竟然把他的儿子抓了起来!于是闭门谢客,并离开上海前往香港“养疴”。

  其实,他此行既是为了以此表示对蒋介石的不满,也是为了及早安排自己日后的出路。他在香港时,中共中央社会部副部长潘汉年和夏衍曾看望过杜月笙,并向他讲明中共对他的希望。

  杜月笙也向潘、夏保证自己一定“安分守己”!杜月笙在香港的活动,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警觉,担心他投向共产党,于是派人促其早日返回上海,杜月笙便于1949年3月23日回到上海。当人民解放军兵临江南时,杜月笙又与黄炎培、钱新之、章士钊、盛丕华、沙千里、史良、张澜等民主人士频繁接触,商讨时局与个人前途。

  中共中央领导也明确表示“对杜月笙的方针,就是要他努力使上海不乱”,保护上海的工厂、船只和飞机“不受损失,不使南迁,等待人民解放军前往接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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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表示“杜如果能这样做,不仅中共可以与之合作,上海人民亦将宽恕他的既往!”杜月笙虽然曾经一度考虑过留在上海,但沉重的历史包袱使他难以完全相信共产党能不究前嫌。

  同时,1949年4月10日,蒋介石召见杜月笙,要求他适当的时机到台湾去。吴开先也告诫他:“杜先生,你不要忘记民国十六年清党的时候你那一幕,你杀过什么人,共产党清楚得很。杜先生,你也晓得‘血债血还’是共产党一直在喊的口号!”在这种情况下,杜月笙既不敢留在上海,也不愿前往台湾,而是决定脱离政治旋涡,以台湾天气热又潮湿、不适宜他的气喘病为由,选择留在香港。1949年5月1日,人民解放军的40万大军已经兵临上海城下,杜月笙带领全家离开上海,拥上一艘荷兰渣华公司的客轮“宝树云”号前往香港。

  杜月笙一家在香港的日子并不好过,在坚尼地18号的住宅,“不但不很理想,而且不成格局,厅不像厅,房不像房,真正派上用场的简直数不出几间”。而且既无庭园,又缺围墙,外面人朝里看,可谓一目了然。

  正房只有3间,其余小房都是将就把走廊空隙隔出来的。杜月笙此时由于精神体力的关系,心情萧索,早已失去创办实业、养家糊口、做其他打算的雄心。一大家人的生活所需及他自己每月两万以上港币的医药费,使经济上更加拮据。

  光坚尼地一处每月的开销,至少需要6万港币,有时姚玉兰只得自己掏腰包补贴。杜月笙离开上海时,一共拥有两笔钱,一是为子女准备的教育经费10万美元,已经交给宋子良在美国代营生意;另一笔是出卖杜美路那座豪宅,卖给美国领事馆获得45万美元,在上海用去一部分,尚存30万。

  杜月笙为了避免坐吃山空,曾经朋友介绍,投资四川的蚕丝,结果由于“两航”起义,蚕丝无法运出,又损失了10万美元。杜月笙最后就靠剩下的钱,走完了人生最后的道路,于1951年8月16日病逝于香港,终年63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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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啸林

    三 张啸林:暴毙军统枪口

  抗战时期,张啸林在日本人的卵翼下的生意越做越大,大发国难财,于是被军统和杜月笙的弟子们锁定,要将他除掉。1939年秋,他从莫干山回到上海后,发现杜月笙的一批弟子奉命惩奸除害,正在上海滩大开杀戒,他的汉奸搭档已经被暗杀了好几个,使他暗自着慌。尤其是张啸林回沪不久,他的好朋友、伪上海市财政局长周文瑞便在四马路望平街被枪打成重伤,两星期后伪“和平运动促进会委员长”李金标又被刺伤,据传军统的枪口已经对准了他。

  从此他便不再敢到公开场合露面,只是每天到大新公司五楼的俱乐部玩一玩。1939年1月15日,张啸林应俞叶封的邀请,前往更新舞台为新艳秋捧场。台上正唱得热闹,突然一阵机关枪响,全场秩序大乱,俞叶封已经倒卧于血泊之中。张啸林恰好临时有事,才躲过了一劫。

  经过了这一次有惊无险的刺杀事件,张啸林更是闭门不出,连俱乐部也不敢去了。同时加强了警戒,雇用了二十几名身怀绝技、枪法奇准的保镖,公馆前后门都有日本宪兵守卫,日夜巡逻。

  1941年夏天,军统关于铲除张啸林的命令下达上海后,奉命执行暗杀张啸林的杜门弟子第一次出动。虽然情报相当准确,就连张啸林几时几分要坐汽车外出,经过哪些十字路口,在哪一分哪一秒,红灯一亮,汽车非停不可,都计算得十分准确。

  可是,枪手却偏偏早了半秒钟,枪响后,司机猛踩油门,飞也似的闯过了路口,张啸林又躲过了一劫。此后,张啸林不仅不知悔改,反而更加坚定了当汉奸的决心。不久,军统局又发来电报,督促他们迅速杀掉张啸林。军统上海站负责人陈默针对张啸林所采取的一系列防范措施,觉得必须改变方法。

  于是用5万块银元和晓以民族大义,争取到张啸林的贴身保镖林怀部作内线,听候指令执行任务。林怀部是山东大汉,枪法准确,能击中抛在空中的银元,又能在三五十步外射中扑克牌的红心。

  张啸林遭到几次暗杀后,就希望能找到几个身手和枪法都超群的保镖。在亲信阿四的推荐下,林怀部连发三枪,枪枪从红心穿过,就这样成为张啸林的贴身保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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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0年8月上旬,陈默约见林怀部,让他在近日内下手,得手后军统总部会将他安排在法租界巡捕房当捕办。8月14日,张啸林正和杭州锡箔局局长吴静观在华格臬路公馆三层楼上商量事情,听见楼下天井有人高声争吵,他探身窗口向下俯望,发现是保镖林怀部正在同一名司机互相辱骂。

  张啸林的脾气一向毛焦火躁,见此情景大发雷霆,便把上半身伸到窗户外,向楼下保镖厉声喝骂:“一天到晚吃饱了饭没事干,还要在我这里吵吵闹闹,简直是毫无体统!统统滚蛋!”“用不着赶,老子自己走!”林怀部伸手去腰间拔枪,大家都以为林怀部真要交枪走人,不料他对着张啸林一甩手,子弹正中张啸林面门,张啸林当场毙命。

 

  林怀部为了确认张啸林的死活,提着枪冲上楼,发现客人正在打电话给法租界巡捕房报警,于是也将他枪杀。林怀部确信张啸林已死后,飞步下楼,准备逃离张宅。刚到楼梯口,被张的保镖拦腰抱住,另外几个保镖跟着围了上来。这时法租界巡捕也闻讯赶到,林怀部把枪一丢:“大丈夫一人做事一人当。”从容就擒。法租界判处林怀部15年徒刑,抗战胜利后林怀部被无罪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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